那些靠说“假话”过日子的人，就一定是坏蛋吗？

1949年4月，就在开国大典快要开始的时候，有个军统的少将长途跋涉来到了北平。他是共产党人的“大对头”，还是军统大佬戴笠的得力助手，这时候竟然敢自己冒出来，他是不是疯了？还是说，他想来干点啥对我们党不好的“秘密勾当”？

我猜聪明的你肯定已经想到了，这家伙是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者，估摸着是完成了卧底任务，回到了组织怀抱。在那个国共打来打去的年代，这种事挺常见的，不奇怪。但他能做到军统少将的位置，说明这家伙的能力和手段肯定非同小可，心志之坚毅也是一般人比不上的。

【地下工作怕什么？ 此间好，不思蜀也。】

在2021年“315晚会”之前，有个暗访记者的故事传了出来，大家看了之后都忍不住又好气又好笑。事情是这样的：这名记者的任务是假装成员工，去一家汽车交易平台做销售，目的是要找出里面的问题。他就这样应聘进了公司的销售部门，然后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开始了他的“销售生涯”。

真没想到，这位记者卖东西特别厉害，客人们对他的服务都赞不绝口，合同签得一个接一个，简直忙不过来。因为他的销售业绩太好了，没多久就从一般销售员升到了公司的二把手位置，手下还管着十几个人呢。他每个月的工资加上提成高得吓人，比原来当暗访记者那会儿赚得多了去了。

315晚会的头儿一听这事儿，心里就急了，天天关心他，生怕他被拉拢过去。好在咱这位记者够硬气，汽车平台那边的负责人怎么劝都没用，他铁了心要走，不光自己辞了职，还把汽车交易里的那些猫腻给曝光了。好在，他之前凭真本事赚的钱，不用上交。

我没说跑题哦，只是想让你更明白这位“军统少将”保持初心和底线的多不容易：他原本只是想混进敌人里头，偷点重要情报。可谁想到他本事太大，在敌人那边连连升职，薪水也跟着猛涨。要是心志不坚，很可能就被这些好处迷了眼，忘掉任务，直接享受“高官厚禄”去了。

不过，他和那位暗访的记者都有比钱和地位更重要的东西放在心上。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在紧要关头，不顾自己，去帮助更多的人。央视对那位记者的名字保密，采访时还让他戴着面具，这是为了保护他。而那位在敌人内部做卧底的“英雄”，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他的名字，他的故事会永远流传下去。

【及时雨 李时雨】

李时雨，他本来的名字叫李亭芳，1908年在黑龙江出生。小时候，他特别喜欢看《水浒》，里面梁山好汉的头儿宋江，大家叫他“及时雨”。李亭芳特别佩服宋江杀富济贫、为天下人出头的那些英勇事迹，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时雨”。

1926年，18岁的李时雨去了天津，成功进入了南开中学。在学校里，他碰到了像林枫这样的有志青年。1927年春节一过，李时雨和老家一个同学一块儿到了北京，靠同学的帮忙，他考进了北京弘达学院的中学部四年级。中学念完后，他又考上了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这所学校后来就是“北大法学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时雨实在看不下去国家被侵略、家园被破坏的悲惨景象，他下定决心要加入共产党，好好收拾那些嚣张的日本鬼子。在夏尚志的引荐下，李时雨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然后在同年12月，从共青团员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后来，李时雨加入了多次学生抗议活动，呼吁南京国民政府派兵打日本鬼子，还参与了北平学生躺在铁轨上抗议的行动，并且在南京负责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北平学生示威。在这个过程中，李时雨出色的组织才干和说话能力让组织对他印象深刻。

1932年，党组织派李时雨回哈尔滨打鬼子，他当上了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的副司令和秘书长。8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带着队伍在巴彦县兴隆镇的火车站狠狠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打死了打伤了好多人。到了10月，李时雨又回到了北大法学院。1933年4月23日，他假扮成李大钊家族的后辈，去给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送葬。

【1933年“潜伏”拉开序幕】

1933年，李时雨娶了孙静云。到了1934年，李时雨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党组织安排他去张学良的东北军里做秘密工作。靠朋友帮忙，他顺利进了东北军，后来又混进了西安“剿总”第四处，当了个中尉办事员，从此开始了长达15年充满变幻和危险的潜伏生活。

1936年6月份，共产党的一个秘密头头刘宇新找到了李时雨，让他帮忙一起干事儿。刘宇新啊，他是周恩来直接管的特派员，专门负责与东北军打交道。到了12月12日那天，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的上午，刘宇新正好在李时雨家里，他们俩正一块儿琢磨眼下的形势，商量后面该怎么做呢。

可是事情总是出乎预料，“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南京被蒋介石给扣住了，东北军里面一下子就乱了套。1937年2月2日，在一次高层将领的会上，王以哲将军被人给打死了。接着东北军就进行了整编和重组，成立了绥靖公署，原来的总部各部门也都被撤销了。这样一来，李时雨之前费心建立的关系全都没用了，他自己也陷入了极大的危险中。没办法，东北军的工作只能停下来，李时雨只好去北平听从组织另外的安排。

李时雨刚到天津，就赶上了“七七事变”，日本鬼子占领了天津，还把去北平的路给堵了，害得他只能留在天津。还好他的老同学于炳然帮忙，让他联系上了天津中共的秘密头头何松亭，这才没和党组织断了联系。从那以后，李时雨就归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管了，他在天津开始干起了党的秘密情报活儿。

1937年8月1日，日本人帮忙在天津市搞了个治安维持会，里面有个总务科长叫吴光弼，他是李时雨在西安就认识的老朋友。李时雨跟组织打了招呼后，就自个儿去找吴光弼，想让他帮忙给自己找个活儿干。

靠着吴光弼的推荐，李时雨成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并且日本特务机关还给了他一张通行证。有了这张特别的证件，李时雨常常在京津两地跑来跑去，为我们党送去了很多重要消息，还成功完成了两项特别困难的任务。

【第一次任务：利用职务之便 运输重要物资】

共产党的秘密小组悄悄把两个装着电台设备和马达的箱子送到了李时雨家里。晚上，李时雨开着法院的车，悄悄地把这两个箱子运到了法院，然后搬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没让任何人发现。

过了几天，何松亭又拿来一个箱子，里面装的是电台的散件，让李时雨把这三个箱子一起送走。但这回法院的车不能用，为了不影响组织的工作，李时雨在那天一大早，鼓起勇气租了一辆三轮车。当三轮车经过“法国桥”的检查站时，日本兵招手让停车，进行常规检查。

李时雨特别冷静，他下车后，一只手拎着箱子，另一只手掏出日本人给的特别通行证。日本人瞅见他穿着检察官的衣服，脸上挺镇定，手里还拿着他们发的通行证，心里明白这家伙来头不小，连忙让他过去了。李时雨朝日本人点了点头，笑了笑，回到车里继续前行，这时候他才觉得后背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之后，李时雨悄悄地把装着电台设备的三个箱子送了出去，交给了河北中共秘密转运点的同志，这次“虽紧张但有惊无险”的转运任务就这样顺利完成了。

【第二次任务：营救天津监狱的共产党员冯骥】

那时候，天津高等法院正忙着处理共产党员冯骥的事情。何松亭找到了李时雨，想让他帮忙，利用他在法院的地位把冯骥救出来。这时的李时雨已经是天津高等法院的书记官长了，在法院里说话很有分量。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要帮这个忙。

李时雨觉得用武力去劫监狱太不现实了，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还会让自己暴露。他琢磨了一番后，决定采用“正当途径”来让冯骥无罪出狱。所以，他瞅准冯骥案子的主审官康书记官不在的时候，把冯骥的案卷资料全都拿走，然后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康书记官一看案卷没了，赶紧跑去跟李时雨说。李时雨呢，假装很同情的样子，随便说了康书记官几句。看着康书记官越来越紧张，没了主意，李时雨又摆出一副好领导的架子，给他出了个主意：“你听我说，这样你肯定不会有事。你就对外说，日军轰炸的时候，把档案室给炸了，冯骥的卷宗就在档案室里，一起被炸得啥都不剩了。”

康书记官心里一喜，对李时雨感激不尽。他照着李时雨教的跟上面说了，结果上面真没怪他。李时雨面不改色，悄悄处理了冯骥的那些“把柄”，还顺便给了康书记官一个“大人情”，这可真是好事成双。

在康书记官的帮忙下，李时雨见到了关在牢里的冯骥。他瞅见周围没人，就偷偷地跟冯骥讲：“我把你的那些案卷都给烧了，你得记住，现在你只是被怀疑跟共产党有关，你就一口咬定你是和人打架，被冤枉了就行，别的话什么都不要说。”

接着，李时雨又去找审判长、主审法官和陪审员“说情”，他说冯骥是他朋友的亲戚，因为和人打架，被仇家陷害才被抓了起来，希望他们能给自己个“人情”，对冯骥从轻处理。经过李时雨的一番周旋，冯骥因为“证据不充分”当庭就被放了出来。

看看这两个任务，很明显李时雨是个既勇敢又聪明，擅长玩心理战的高手。他很会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还特别会利用规则和琢磨人心，完成了不少别人觉得“根本做不到的事”。

【1939年：汪伪政府走一遭】

1939年8月，汪精卫和日本鬼子联手，搞了个汪伪政府，还在到处找能去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大会的人。汪精卫派到天津的朱晶华，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李时雨，想让李时雨替国民党去开会。李时雨觉得这是混进汪伪政府的好时机，就赶紧跟组织说了。

1939年8月底的28号到30号，李时雨去参加了汪精卫在上海偷偷开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大会。开完会后，他跑到哈尔滨，见了见伪满哈尔滨的市长，也是他的老乡赵东藩，从赵东藩那里得知了不少伪满的消息。

1939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做了个决定，要成立一个北方党务办事处。到了12月，他们又对天津市、北平市还有河北省的党部执行委员会进行了调整，选了李时雨来当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1940年3月30日，南京那边弄了个假国民政府，李时雨的工作也跟着有了新变动。他不仅进了有50人的立法委员会名单，还被安排到了假中央政治委员会里，专门搞法制工作，这就算是进了汪伪政府的重要部门了。为了方便工作，李时雨把老婆孙静云留在了北平，这样他就能以“回家看亲人”为借口，随时溜回天津去报告工作。

1940年4月份，李时雨到了南京，他和汪伪政府的立法院长陈公博搭上了线，没多久就赢得了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为我党弄到了不少关键的战略情报。

那时候，李时雨老是以“回家看望亲人”为借口，常常在天津和南京之间跑来跑去。他怕这样下去会让人起疑心，所以就打算把老婆接到南京来，让她帮忙送情报。打那以后，孙静云就管起了送情报的事儿，她要把李时雨找到的情报送到天津给何松亭。

【1944年：大汉奸周佛海的“亲信” 拯救杨靖宇之弟】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因病去世，之后陈公博就当上了南京那个假政府的行政院院长，还代理了主席的位子。大汉奸周佛海呢，他成了行政院的副院长、上海市市长，还兼着警察局局长。这样一来，陈公博身边的好多亲信都被调走了。可当陈公博打算把李时雨也调走的时候，周佛海出面了，他非要把李时雨留下。所以，李时雨就一直跟着周佛海，在上海警察局当司法处长，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周佛海很受蒋介石的信赖，蒋介石私下里让他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的头儿，负责管好上海的治安。而周佛海很看重的李时雨，则被安排做了上海行动总队军法处的二把手。

在上海的时候，李时雨多次借着工作的机会，帮我党了解敌人的情况、传递重要信息，还救出了好几位党内同志，其中就有抗日英雄杨靖宇的亲弟弟杨树田。

1945年8月的某一天，李时雨在北大时的同学范纪曼，他还是个中共的秘密党员，找到了李时雨。范纪曼希望李时雨能伸出援手，一起把李一鸣和杨树田从提篮桥监狱里弄出来。李时雨一听说是杨靖宇的弟弟被抓了，立马就开始琢磨怎么救人，而且他还是打算用些“聪明的办法”。

那天，李时雨和范纪曼都穿着带有少将军衔的军服，坐着李时雨的车，一起来到了提篮桥监狱。监狱长一听说是李时雨来了，立刻出门去迎接他们。

李时雨朝着范纪曼一指，说道：“这位范高参是从重庆远道而来的，他特意来接李一鸣和杨树田。我们上海行动总队的军法处会协助这次接人任务，典狱长，麻烦您快点把人带出来吧。”

典狱长半信半疑，但他心里清楚，李时雨是周佛海面前的红人，自己可不敢轻易得罪。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说：“李处长，问题是这个李一鸣刚被日本人带走了，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李时雨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行了行了，那就先把杨树田带出来吧，总得给范高参一个说法嘛。”

典狱长只好叫人把杨树田带过来，然后范纪曼走上前，一边给杨树田戴上镣铐，一边用俄语小声对他说：“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你是我的手下。”正当他们准备带走杨树田时，典狱长掏出一张犯人移交的文件，让范纪曼在上面签字。

李时雨一把夺过来，迅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说：“这点小事还用得着范高参动手吗？我们上海行动总队签就行了。”典狱长松了一口气，有了这个签名，上面要是问起来，自己也好有个说法，然后满脸笑容地看着他们几个人离开。

【1945年：军统“潜伏”正式开始 戴笠至死难辨真伪】

李时雨心里明白，一旦救杨树田的事被发现，他留在上海就必死无疑，得赶紧想办法走人。可就在他琢磨怎么逃跑的时候，1945年8月26日，军统的特务余祥琴找上门来了。余祥琴跟李时雨说，先别急着跑，只要他能帮忙把警察局的一些人介绍给自己，就能让他加入军统。这样一来，李时雨既能保住性命，又能保住官位，对他来说，这可是眼下的最佳选择。

经过余祥琴的介绍，李时雨成功进入了军统。没过多久，军统的老大戴笠来到了上海，还特地办了个“上海办事处纪念周会”。会上，戴笠专门提到了李时雨，跟他说：“李时雨啊，我早有耳闻，你挺有本事的，在汪伪政府那边为咱们的事业立下了不少功劳，我代表军统，欢迎你加入我们。”

李时雨赶紧拿起酒杯，客气地说：“这都是戴先生指挥得好，以后还得麻烦您多多提携。”

李时雨一开始加入了余祥琴的“沪郊指挥小组”，主要任务是抓人和审问那些当汉奸的人。不过，因为他工作不太上心，这组的表现挺一般的。但奇怪的是，自从李时雨来了以后，共产党那边就像走了狗屎运，军统每次想抓他们都能被巧妙避开，原本以为十拿九稳的行动，结果也总是落空。

军统上海局感觉内部有“叛徒”，就偷偷开始查李时雨。经过一番细致的查找，尽管李时雨藏得很深，军统的人还是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些“小线索”，比如：他老婆孙静云和他弟弟李春芳可能跟“共产党”有关系。于是，大特务沈维汉赶紧给北平的戴笠发电报，问该怎么处理这个“叛徒”李时雨。

戴笠收到电报后，心里犯了难，因为他一直特别看重李时雨，很多次都说过李时雨是他最信赖的人之一。要是李时雨真有啥不对劲，他自己可能也得跟着倒霉。所以，戴笠就去找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头儿李国章问问，他们俩一起工作了很多年，比较知根知底，戴笠想听听李国章怎么评价李时雨。

可戴笠怎么也没想到，李国章其实也是我党的秘密成员，他算是问错对象了。李国章当然要全力保护李时雨，所以就把李时雨好一顿夸奖，从头夸到脚。戴笠本来对李时雨是“内鬼”的说法就半信半疑，再被李国章这么一说，他立刻就下了决定。他赶紧给上海发电报说：我很清楚李时雨的情况，他工作干得非常棒，绝对不是内鬼，不能抓他。

1946年3月份，戴笠坐飞机时出事死了，他一直到死都不知道，李时雨就是那个“鬼”。戴笠一走，李时雨就没了最大的“保护伞”，他心里明白，很多人会趁这个机会找他算账，再留下来就危险了。所以，他买了张9月18日飞往北平的机票，打算不再“躲躲藏藏”，回到组织里去。可就在他要走的头一天，军统上海区的副区长刘方雄下令把他给抓了。

【熬过了黎明前的黑暗 重返解放区的蓝天】

李时雨在牢里经历了各种残酷的拷问，但他硬是挺着，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被关了3个月之后，因为没找到足够的证据，再加上组织的积极帮忙，上海法院最后只判了他7年半的监禁。

1949年2月，因为国民党钱不够用了，就提早放了一些囚犯出来，李时雨也在其中。出狱后，李时雨找到了我们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负责人张执一，两人接上了头。之后，他开始向各种社会人士以及国民党的军警部门宣传我们党的方针，还提醒大家要小心保管好公共的文件和档案。

李时雨的举动被国民党特务给盯上了，国民党上海公安局长毛森偷偷派人去跟踪李时雨。张执一知道这事儿后，马上决定让李时雨离开上海。

1949年4月头几天，李时雨和孙静云夫妻俩从上海坐飞机到了香港，接着坐船去了天津，最后再从天津回到了北平。等李时雨脱下军统的衣裳，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他那长达15年的秘密生活就算彻底告终了。

【坚守初心方能创造奇迹】

十五年里，我从汪伪政府混到国民党，从一个小办事员一路升到军统少将。这期间，我得把活儿干好，还得忙着搜集情报，执行些特别的任务，同时还得时刻小心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么多事儿得一起操心，要不是有“分身术”，光是想想都让人头疼得不行。

不过，李时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只要“不忘初心”，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他最开始的想法是啥呢？

金钱？地位？都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在敌方阵营里他轻而易举就能得到。

确实，李时雨心里一直装着“公平和正直”，还有那份纯粹的爱国情怀。正因为这些，他才能扛住精神压力巨大的日子，抵挡住金钱权力的吸引，熬过了5000多个难熬的夜晚。

1999年12月28日，91岁的李时雨老人在北京离世。他在新中国成立的头15年里，过得挺不容易，总是心里不踏实。但好在接下来的50年，新中国给了他很多幸福和希望。

这篇文章，献给那些为新中国默默奉献的隐蔽战线英雄，向他们表达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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